伍维曦|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的变迁

28 07 2022  礼乐与国乐:意识形态语境中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潮   教育 - 综合  97 次阅读  0 评论

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的变迁

 

中国自先秦以来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音乐理论和音乐体系,《礼记》云:“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可见中国古代音乐在中国思想史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这样的传统音乐观念一直到了近代也毫无变化。这样强大的音乐观念惯性直到近现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趋势下才出现变数。西洋音乐的出现,使一直封闭自足的音乐版图出现了裂缝。

中国的音乐思想从这时候开始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它如何与现实交融,又是如何吸收西方音乐的?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伍维曦在《礼乐与国乐》一书中,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观察了康有为、梁启超、王光祈、郑觐文、赵元任、蔡元培、肖有梅、刘天华、黄自、陈洪等著名思想家和音乐家的音乐思想观点,在传统、西学与现实三者的动态有机关系中,审视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想与意识形态主流的关系。

 

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潮发生的历史背景与观念语境

近现代音乐思潮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亦是该学科领域中最为精彩的部分。

而近现代音乐史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成分,又鲜明地反映着自19世纪中叶以降,在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古老的传统音乐文化迈向新时期的艰难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音乐思想领域出现的各种新动向亦成为传统与现代、中国固有理念与西方舶来观念碰撞与交融的指针与前驱,从中衍生出的种种“落后”与“先进”、“经验”与“科学”、“反动”与“进步”、“民族特色”与“普世价值”、现实利弊与抽象理念之间的对立与交锋,其实质也可以和其他众多人文学科一样,化约为“古今”之争,即“前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差异。如果说近代以来,除了技术与物质层面的突变以外,中国文明最根本性的变化在于如何看待自身与他者的方式上,那么近现代音乐思潮就从音乐这一人类文明的基本产物和需求这一文化角度,具现了古代中国向近现代中国的演变过程。

在漫长的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19世纪中叶无疑是一个关键性的临界点,其重要意义要超过战国之际和唐宋之交,这不仅是因为在中国社会内部,种种变化因素的合力正在促成某种根本性的变化,还在于整个世界形势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趋势:强有力的西方文明开始无情地冲击古老的中华文明,一度雄踞东亚的古老帝国也不得不被纳入到一个由他者所建立的世界结构与国际秩序之中。

从1644年后开始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尽管在18世纪晚期正处于空前的鼎盛,“但是到19世纪中期,它就证明是一个躯壳中空的巨人”。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统治阶层和精英人士震惊于西方的坚船利炮,同时也使其意识到此时的中国和西方“在语言、思想以及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开始系统地接受西方文明中的某些元素,以达到“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中国的领导者和文化精英看待自身经典文化的心态逐渐出现扭曲,以自身文明优越性为立足点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开始发生解体和嬗变:

当比较古老和变化较缓慢的文明在较现代和更有生气的文明面前步步退却时,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中一代先行者寻求改革的目标,并逐渐形成对于世界以及中国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的新的观点。产生于季世的这种新观点,不可避免地缺乏它以前的传统观点的一致性。随着中央权力的衰落,思想领域的混乱增长了,只是到了20世纪中叶,通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毛泽东思想,一种新的历史正统观念才得以建立。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2页

从晚清“华夷观念”趋于瓦解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包括音乐活动和音乐观念在内的中国固有传统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地反映了一种历史悠久、曾经取得举世罕有的骄人成就的文明与文化系统在保持自我和求得生存之间痛苦选择的过程。从总的趋势来看,旧秩序不断地(有时是强势地)维护自身,但始终处于劣势;而受外来影响生成的新思潮却也很难顺利地在中国土壤里生长,不得不经常性地做出重大调整和妥协。这种“交相胜,还相用”过程直到今天还未完成,而它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所造成的巨大效能,也是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潮激荡的背景和基础。

 

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及其在近代之前的状况

在从春秋至清中期的“古典中国”时期,音乐思想和音乐实践之间经常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其中最为显著者莫过于:相对于实践层面的日常音乐生活的不断发生变化和出现全新的事物,观念层面的音乐思想系统却保持了惊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着中国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某种超稳定性与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变化的细节之间的对立。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尽管由外来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汉部族本身的迁徙、融合造成了极为丰富和多样化的民间音乐种类,但却很少影响到掌握话语权的文化精英--儒生和士大夫--对音乐的基本看法。

中国自先秦时代,即有着相当发达而且从未中断的音乐理论研究传统(主要是乐律学和宫调理论)和音乐思想体系(涵盖哲学、审美、教育及宫廷仪式音乐建构等方面),且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知识体系中占有固定位置。在西方近代学科概念传入之前,这种学术活动主要是作为传统的经学、史学及文艺理论(所谓诗学、词话、唱论曲话等)的组成部分而出现,很少关注创作和表演等音乐实践问题。

作为中国古代音乐实践中极具文化个性的古琴音乐则与文人士大夫在诗歌、绘画方面的创造具有同步性和相通性;而在日常生活中流行的各种民间音乐(如明清之际十分繁荣的戏曲和说唱)尽管也受到一部分文人士大夫的喜爱,却很难成为严肃的思想及学术活动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旧有系统内,音乐不可能成为理论、创作和表演相结合的独立学科门类(更不可能像西方音乐那样,成为具有完整固化形式的“作品”),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具有广泛受众的公众性音乐形式,也不可能像诗词歌赋和文人画那样被赋予较高的附加值,并像西方的歌剧和交响曲那样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表达和建构自身的重要手段。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很难想象中国古代音乐观念及学术模式会自然地发展成当今的样态。

 

鸦片战争后第二次“西学东渐”对中国音乐生活及观念的影响

近世西方学术、思想、宗教、艺术自明末传入中土,利玛窦与徐光启等移译西学典籍,使中土士大夫知道泰西学术文化之精微,此为第一次“西学东渐”。明末丧乱之后,自清初至清中叶,西学的传入并未中断,但其影响仅限于宫廷及部分士人。通过活动在北京的西方传教士,中、欧文化在康、雍、乾、嘉时期发生了较多的接触。但在一般士大夫的头脑中,西方文化的印迹依然十分淡漠,在传统的书院和官学校教育中,几乎没有任何西学的踪影;在清政府长期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和重内陆、轻海疆的国防战略影响下,在鸦片战争前夕,道光帝及朝廷重臣对于英吉利等西方国家的情况还处于相当无知的状态。

而至19世纪中叶之后,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现代化进程的西方文明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开展和西方传教士大量来华的背景下,尽管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音乐生活(包括日趋僵化衰微的各种宫廷和民间宗教仪式音乐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娱乐音乐)还在不断延续,中国人固有的音乐观念和音乐学术活动也还保有强大的惯性,但在“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趋势下,已经出现了某些变数。尤其是洋务运动中引进的某些“奇技淫巧”(如袁世凯小站练兵在新式陆军中组建的西式军乐队)和西方教会圣歌在中国信徒中的流行(也包括像上海工部局乐队这样最初由洋人组成的活动在租界的西方乐队),已经使过去一直封闭自足的中国音乐版图出现了裂缝,为新音乐思潮的产生做了最初的准备。

应该说到19世纪晚期,相对于西方经济入侵对于中国广大内地的自然经济的影响而言,西方思想文化对于中国知识阶层的影响则要普遍和深刻得多:“19世纪90年代是转折点,当时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首次从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外扩展,为90年代在士绅文人中间发生的思想激荡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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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维曦 著

礼乐与国乐:意识形态语境中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潮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03.01

 

本书的叙事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由“传统音乐观念的动摇与西方音乐文化的冲击”、“‘天下中国’与‘民族中国’在音乐思想上的交锋”和“‘国族’音乐观念的确立”三个部分组成。作者观察了康有为、梁启超、王光祈、郑觐文、赵元任、蔡元培、肖有梅、刘天华、黄自、陈洪等著名思想家和音乐家的音乐思想观点,最终在传统、西学与现实三者的动态有机关系中,审视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想与意识形态主流的关系。

 

目录

自序

导论 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潮发生的历史背景与观念语境

第一章 传统音乐观念的动摇与西方音乐文化的冲击: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

第二章 “天下中国”与“民族中国”在音乐思想上的交锋:北洋时期

第三章 “国族”音乐观念的确立:1828-1939

结语 在传统、西学与现实的漩涡中: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想与意识形态主流的关系

 

 

参考文献

致谢

作者简介:伍维曦,音乐学博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中国音协西方音乐学会副秘书长、理事。著有《纪尧姆•德•马肖的〈圣母弥撒〉--文本与文化研究》、《谁的音乐?谁的古典?》;译著有《中世纪音乐》等。

 

本文选自《礼乐与国乐》导论之引言、第一节和第二节,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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